理论创新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李　涛

　　(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党的理论创新实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观依据是时代新特点、实践新要求、人民新期待。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先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只有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才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及其发展的可行性——基于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的分析

　　周岑银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协商民主在生成属性、价值目标和政治实践等方面内在契合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基于中国民主发展的需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价值定位：一是体现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民主形式，二是弥补选举民主之“赤字”，三是具有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超越选举民主之内在价值。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以及民主实践等途径和条件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

 

　　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方式的未来趋向

　　刘长军

　　(铁道部党校　党建和基本理论教研部， 北京　100088)

　　摘要：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方式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的项目化趋势、网络化趋势、福利化趋势和参与化趋势等方面。这些新的趋势，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又有若干的中国特色。

 

　　政务微博应用与政府形象塑造

　　丁　艺1，　王益民1，　刘素宏2

　　(1. 国家行政学院　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2.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与传播系，　北京　100089)

　　摘要：随着政务微博的开设，政府行为和活动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政务微博将政府和公职人员的后台行为前台化，是研究政务微博应用与政府形象塑造的一个大背景。政府形象塑造既包括常态下的沟通与传播管理，也包括危机应对能力。做好日常微博的维护运行、在危机时刻巧妙应对，是政府形象塑造必须完成的两个课题。政务微博这种新的沟通媒介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政治传播环境的重大变革，也为政府形象塑造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陈朝兵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义人”与“圣人”：基于《圣经》与《道德经》的比较

　　孙清海

　　(中山大学　哲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圣经》的“义人”和《道德经》中的“圣人”分别代表着基督教传统和中国道家传统的不同原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人格特征。“义人”在《圣经》是信仰上帝、严格遵行上帝命令的人。而 “圣人”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才能道德智慧极高的人，是“德才兼备”的人。

 

　　消费社会视域下媒介批判理论的范式解读

　　户晓坤

　　(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在信息时代，消费受控社会的内在逻辑隐遁于以电子媒介为基础的新型传播模式中。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和技术手段，通过对大众消费意识形态的编码和解码，在深层心理机制上重新建构了主体的自我认知和生存体验幻像，形成了自组织的意象弥散空间。大众传播以及现代媒介技术与人的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贯穿两条线索，一是在媒介批判理论上，从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到法国解构主义符号学的范式转换，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的方法，揭示现代媒介的技术性和娱乐化手段对于主体的重新建构。

 

　　道德普遍性的先验论证与经验确证——哈贝马斯的一个独特视角

　　陈太明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采纳了一种明显的道德发展进步观念，这一观念直接取自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图式。同时，哈贝马斯用自己的交往资质的发展概念来批判改铸科尔伯格的理论，从经验角度证明了其承继于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如此，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便建立起一致性，从而既坚持了道德普遍主义，又避免了形式化的以知识为表征的道德判断流于虚无境地。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卞桂平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论萨特他人哲学的逻辑起点

　　王国华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他人是法国现象学存在主义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其实质是探讨他人如何存在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具体关系问题。萨特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代法国学界最早谈论他人问题的思想先驱，在批判继承康德、胡塞尔、黑格尔及海德格尔的他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他人哲学。萨特的“他人”不同于康德、胡塞尔及黑格尔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他人”，也区别于海德格尔的与自我“共在”的“他人”，而是真正从存在论出发的与自我相“冲突”的“他人”。

 

　　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

　　闫茂伟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伴随着“组织及其集体行动的时代”呼唤组织德性的凸显，友爱成为组织德性是环境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而环境友爱型组织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也是生态文明的主体之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充分发挥好组织的作用，又要创新和完善“文明单位”的体制机制，以便在增添生态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塑造环境友爱型组织;各组织同样也需要协同创新与合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履行义务、担当责任并做出贡献。

 

　　中国独立董事投票激励研究

　　唐方方1，　高　玥2

　　(1.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1;

　　2.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识别独立董事对利益分配提案公平投票的内在动机与外在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改进具有重要意义。在对独立董事投票博弈关系抽象化的基础上，检验实验被试者针对不同分配方案的投票表决，结果表明，利他惩罚偏好是我国独立董事公平投票的内在动机;然而，形式独立能够通过组别偏好的作用对内在激励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对独立董事投票行为的公正性产生消极影响。保证独立董事公平投票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合理规范独立董事的选择来源，降低大股东对独立董事推荐与提名的影响，通过提高独立董事的实质独立性以强化其监督的内在激励。

 

　　高管薪酬对企业外部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

　　史忠党，　韩丽荣，　孙铭鸿

　　(吉林大学　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来检验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长期投资选择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二者函数图像呈倒U型曲线，且公司投资与高管薪酬关系集中于曲线中心线右半边，即高管薪酬随着公司长期总投资的增加而减少。而外部市场对公司投资决策的消息并不作为重点加以关注;外部更注重影响高管薪酬的直接因素。此外还可以发现，董事会在考虑高管薪酬变动时，对管理者做出长期股权投资还是长期债权投资，即公司投资的性质十分关注，而对于决策做出后，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的数额变动关注不够。

 

　　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的我国集团财务公司功能研究

　　李　慧1, 2

　　(1. 山东大学　管理学院，　济南　250101;

　　2. 山东建筑大学　商学院，　济南　250001)

　　摘要：财务公司为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平台，有助于集团更好地缓解融资约束，实现资本有效配置，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有效改进集团治理。我国集团财务公司的具体职能表现为内部结算、融资、投资、中间业务。外部宏观环境、集团微观环境和财务公司自身三方面的因素制约了我国集团财务公司功能的发挥。因此，需要完善宏观配套措施，促进集团的优质发展，实现财务公司自身的业务创新与管理创新。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牛　拥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与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两者之间不存在“U-型效应”。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显著受到劳动力低成本的影响，这也是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模式的显著区别之一。

 

　　上市公司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朱　君

　　(东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上市公司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微观主体，凭借其优秀的筹资能力、人才吸引能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从微观层面、产业层面、区域层面和区域空间层面四个维度不断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区域财富创造和区域经济繁荣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技术支持体系

　　张海翔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在发展云南高原特色农业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引进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技术及其配套产品，加强生态农业、农业信息、农业装备等建设，加快以农业生物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构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技术支持体系，以此化解制约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认同价值

　　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陈　昕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多元化的相关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多种利益实现途径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旅游地各利益主体间会展开三种博弈，即共同投资博弈、监督博弈、定价-接受博弈。

 

　　富滇银行品牌竞争力研究

　　杨　洋

　　(云南师范大学　MBA教育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富滇银行品牌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部，没有一家银行能取得类似的成就，能拥有与之相媲美的品牌及声誉。其品牌竞争力来源于历史因素、服务品牌因素、顾客维系能力、国有商业银行惜贷行为等。富滇银行品牌竞争力提升存在的困难主要是同业竞争压力大、企业管理经验落后、人力资源素质不高、品牌推广力度不够。富滇银行应通过差别化服务、政府扶持、实施发展战略来提升品牌竞争力。

 

　　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认同价值

　　马翀炜1，　戴　琳2

　　(1.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2. 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历史和现实结合而形成的有关民族发展过程的集体记忆，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作为集体记忆储存器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性的一种现代表达，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各民族共同发展及民族文化交融等方面的集体记忆内容。因而，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遗产就具有了在充分尊重各民族历史传统、丰富中华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建构和强化国家认同意识的重要价值。

 

　　批判与反思：实践民族志建构的必然性探析

　　李银兵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00)

　　摘要：哲学特有的批判与反思贯穿于民族志写作始终，使民族志写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将使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下去。应建构实践民族志这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该模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批判与反思是其动力，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交融体现其价值，科学实践是其本质特征。

 

　　藏族婚姻习惯法之生命力诠释

　　——基于甘肃卓尼和青海同仁藏族的个案分析

　　刘军君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藏族婚姻习惯法是指形成于民主改革前的调整藏人婚嫁关系、解决藏人家庭纠纷的成文或不成文的约束性规范。然而，时至今日这些古制俗规依然在维护藏区婚嫁有序与家庭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藏族传统宗教历史文化的有力支撑、高原地理环境的实际制约、传统婚育观念的持续影响和国家干预缺位的现实催化。

 

　　民主共和与国家建设中的价值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任 勇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价值重构。民主共和理念开始具体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当地实际的方针、政策与措施。而在其中，进行民主改革和民族识别构成了有效推进民主共和的制度保障和前提条件，成为促成多民族国家优化治理的重要因素。

 

　　拉祜族苦聪人林中资源利用的传统知识调研

　　李金明

　　(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　民族文学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民族的生态文化是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一个民族生活于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中，便逐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利用自然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云南省新平县平掌乡库独木村的拉祜族苦聪人长期生活于原始丛林中，在他们的传统知识中保留了较多的利用林中自然资源方面的传统知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独龙族的原始意识与哲学思想萌芽探析

　　赵沛曦， 张　波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　丽江　674100)

　　摘要：生活在高山峡谷之中的独龙族，在漫长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世界万物的原始意识，有天地源于“混沌”、神创万物等世界本源方面的认识;有宇宙形状及存在形式的“多层天界”说法;有关于人类自身的神创说和物化说等;还有“物变”、“无常”、“矛盾”、“对立统一”等有关事物普遍联系与发展的观点，这些无疑都是其朴素的哲学思想的萌芽。

 

　　行政执法中的公共警示法律问题探析

　　陈　新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公共警示是一种产生拘束力的事实行为，可能导致特定主体的权益遭受重大损害，其作为实施行政执法权的一种方式，受依法行政原理的约束。公共警示应由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做出，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确保实质正当，以实现公益维护与私益保障之间的平衡。如有违背，利益受影响之相对人可通过结果清除请求权、国家赔偿请求权和行政补偿请求权获得救济。

 

　　从“法律的统治”到“法律人的统治”

　　——对当下中国法律人观念的反思

　　吴　彦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8)

　　摘要：通过对法律人观念的分析揭示了其所依赖的前提以及由此导致的论争。首先是法律与人的关系，这一层面展现出的是一种被型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图景，即法治和人治;其次是法律普遍主义与法律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一层面揭示法律人观念的法律普遍主义前提;最后阐明法律人的观念在根本意义上以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为前提。如果说中国人的生存秩序观念要建立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决断以及蕴涵在生存活动之中的法理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当下中国法学自我反思和重构的基本要求就必须重新考虑某些已经被我们遗弃了的东西。因此，重新思考法律、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必将占据我们思考法律问题的核心。

 

　　欧盟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郭雪慧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消费者集体诉讼解决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11年11月，欧盟《官方公报》刊登了新的消费者权益指令。该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在2014年6月13日前，把指令转化为本国的法例，以加强对欧盟各成员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总体来讲，欧盟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旨在加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剥夺经营者的不当收益，进一步防止其继续实施侵害消费者的行为，这对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很有必要，可以学习欧盟先进的立法经验与理念。

 

　　中国-东盟货币合作基金的法律支持研究

　　张　涛

　　(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在中国-东盟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中，建立CAMCF将为区域货币合作提供组织及制度保障。CAMCF的法律性质是区域金融组织，应具备促进区域货币合作、监督管理和风险预警以及融通资金和危机救助三大功能，围绕此功能应从基础规范以及包括主导规范、主体规范和支撑规范在内的基本规范这两个方面来构建法律支持体系。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机制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

　　郭辉军1， 　施本植1， 　华朝朗2

　　(1.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4;

　　2.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生态补偿已成为保护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经济手段，确定补偿标准技术方法成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瓶颈。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的最有效方式，边界明确、法规健全，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最典型的区域。通过对云南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集体林地和人口现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进行了56个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和机会成本核算，首次建立了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最高标准、木材采伐价值为最低标准的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原则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与全球正义

　　龙运杰

　　(东南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带来了全球气候正义的研究需求。气候正义问题契合罗尔斯“正义的环境”理论，因此可以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探讨。根据分配对象的不同，全球气候正义可以分为排放正义和治理正义，二者分别能够得出罗尔斯式的差别原则，并且对发达国家、大型发展中国家、小型发展中国家的伦理要求各有不同。国际气候问题上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利用选择性的激励进行解决，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困境的解除需要确立和贯彻气候正义原则。

 

　　云南苗族村寨基督教社会功能转换问题研究

　　——“小水井现象”探析

　　张雍德1， 古文凤2

　　(1. 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　宗教学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2. 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　民族学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034)

　　摘要：宗教的社会功能是宗教的属性特征，当其以运动形式外化为作用结果时，便有了社会价值尺度的两重性。出现于云南农村苗族基督教地区的“小水井现象”，其功能转换所形成的正面价值，凸显出民族地区宗教在近年来发生的改变及效应，为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正面作用增添了新的内容。

 

　　论禅宗的祛魅化走向

　　周黄琴1， 刘习根2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佛教初传中国时，多以方术化的面貌展现给国人，以致一度把它类同于道教。可佛教在禅宗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在高僧个人的神通术上，还是在经典的行文与内容上，都在不断地剥离掉佛教原有的神秘帷幕，使高远而又神圣的涅槃回落到了人世间，而且也使天壤之别的“佛”与“凡”化为近在咫尺的“悟”与“迷”。这种祛魅化走向，不仅标志着人由原有的被动走向了主动，而且也象征着人对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与人性的成熟。

　　关键词：禅宗;神通;因果报应;祛魅化

 

　　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

　　姚潇鸫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隋唐时期，大量中土商人信仰佛教，具体表现在商人诵持、抄写、捐刻佛经，出资开窟造像，举办或参加各种斋会，与僧人交友往来，延请密僧禁咒除厄，前往寺院祈子延嗣，结成佛社，本人或后嗣出家为僧，死后由僧人为其设斋诵经、撰写墓志等方面。同时中土商人对佛教在汉地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向寺院与僧伽布施，资助各种佛事活动，协助僧侣往来各地，帮助僧侣寻觅经书，本人或后嗣成长为弘扬佛法的高僧等方面。

 

　　清末“客邮”问题的产生及影响

　　刘　波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清朝末年，随着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邮政局，又称“客邮”。在短时间内，“客邮”迅速发展，遍布中国沿海沿江地区，逐渐深入边疆重镇。从形式上看，“客邮”的产生是为了满足西方侨民的通信需求，但实际上，它是列强“远东政策”的一部分。借助“客邮”网络，殖民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城乡内地，更便于侵犯中国政治和经济主权，甚至分割中国领土。“驱除客邮、还我国权”成为其后洋务运动引入近代邮政运行管理模式、建立国家邮政的重要动机。

 

　　昆明族与滇国关系考

　　——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刘金双，　段丽波

　　(云南大学　《思想战线》编辑部，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昆明族是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原居甘青高原的南迁氐羌系民族，汉晋时期较为强大。由于各种原因，昆明族在迁居洱海地区后又不断东迁，与滇国发生了极为密切之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结合有关史料，可以看出, 其时昆明族与滇国的关系主要是以战争为主的一种政治关系，在战争的过程中，客观上促进了昆明族与滇国各族的交往，增进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融合与发展;同时为昆明族的发展和壮大夯实了基础。

 

　　清代碑学转向的革命意识

　　杨明刚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要：较之帖学，清代碑学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其革命性突出体现书体选择的集体转向、集体溯源和师法碑版的取法变革，即隶书复兴、追宗篆书、取法碑版三个方面。其碑学创制既重复古、尚质朴、刚健雄强，又重碑版、尚朴拙、金石重光，更重俗化、尚意趣、自由意识;以金石气息、高古朴拙的形式美，标举着他们尚“质”求“朴”的书学追求和革命精神，消解着清廷主导的雅正端庄、中庸合度的政治教化功能，寄寓着书家主体的艺术格调和平民情怀，彰显着清代书学刚健雄强的艺术趣味嬗变和变革图强的群体审美转向，代表着书学革命的正确方向。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王　进

　　(暨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裹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审恶”：当下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陈进武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近年来，文化与文学审美领域发生了新转型，现有的审丑研究视角已无法有效阐释新的文学现象，并表现出界定丑与恶的杂乱、价值判断的模糊、思维模式的束缚、人性探究的乏力等问题。明确从“审丑”到“审恶”的研究视角的转移，既可突破已成“定论”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法，并赋予“审恶”新的美学价值，又能突破“审丑”与“审恶”的界限，“打通”与“挖掘”文学内部和内外互动，同时还可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当下文学叙述“恶”的状况，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与参考。

 

　　媒介观念之于传播伦理的影响问题研究

　　冉　华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站在俗世的角度还原当代传播语境中的媒介观念，从媒体“做媒”的意识来查看媒介观念之于传播伦理的影响及相互关系问题，便可以看出当下传播世界的困境在于，整个大环境总是过度热心关注媒介作为“传播的过程”这一问题，而往往忽视媒介中的日常伦理以及媒体人隐性文化心理对当代传播伦理的影响，因此便造成了当代传播的困境和当代人的心理障碍。而摆脱当代传播伦理困境的重要途径在于重返当代人的内心之源，关注当代媒体人、传播者的隐秘心理，逐一排除那层“做媒” 心理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