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永祥(1964-)，彝族，云南新平人，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民族文学所研究员，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灾害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彝族文化等;彭文斌(1963-)，四川双流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研究方向: 西南人类学。
【摘要】本文对中国灾害人类学进行了系统回顾和述评，认为中国灾害人类学有多种灾害研究类型，如地震、干旱、泥石流、灾荒史、石漠化等，但系统的灾害人类学研究源于汶川大地震之后。文章同时还探讨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理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问题，认为多种灾害类型的研究，多学科多领域的视角，多种研究方法论，特别是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方法是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述评
一、中国灾害人类学的缘起和现状
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在西方源于二战之后，在50-70年代期间，很多人类学家从对战争后遗症反思到对自然和技术灾害的研究，特别是对地震、干旱、火山、飓风等灾害的人类学考察。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对灾害人类学研究有重要贡献，他认为灾害的发生反映出复杂的自然、生物和社会文化的互动过程。一方面它反映这三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反映这些因素如何在物质和文化世界里运作。人类学的整体视角让人们在灾害研究中同时关注历史、现状、生态、政治经济、考古、人口、生物和医药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不难理解在20世纪下半叶，被誉为人类学科“第五分支”的灾害人类学，因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整体观、文化多元观和基层的田野视角，在西方学界和社会与公共政策范畴里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灾害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各种自然与社会性灾害在中国频繁发生——1998年的“洪水之灾”、2002年的“非典之祸”、2008年的“节前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4·14”青海玉树地震和“8·7”甘肃舟曲县特大泥石流，2013年的“4·20”雅安芦山地震，以及2010年至今长达数年的西南干旱，使人们对“灾害”、“灾难”的字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和重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所产生的冲击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人类学界深感专业性知识的滞后和重要性，灾害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也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随着这种学术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国内对灾难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灾民心理疏导与研究、灾害的媒体报道与取向以及地震后人伦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占据了比较醒目的位置。与此同时，国内民族学与人类学界开始对灾害/灾难人类学进行尝试性探讨，并结合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举办小型工作会议，对灾区文化的重建和保护进行课题申报和田野作业，体现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对灾后影响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推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灾害/灾难研究的学术兴趣。从发展趋势上讲，以羌族地区灾后重建为基础的灾害/灾难人类学目前正在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个学术发展方向。汶川大地震激发了人类学家积极应对灾害的学术与社会参与精神，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应用研究的一个聚合点与转折点。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现状来讲，虽然在相关理论、方法、田野经验和民族志积累方面与海外灾难人类学研究有较大距离，但中国灾害人类学在经过五年多的发展之后，出现了多学科、不同灾害类型相结合的状况，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灾害田野调查取得成就。中国灾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大多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但在汶川地震之前就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灾害田野调查。例如，李永祥于 2002年8月开始了泥石流灾害的田野调查，当时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哀牢山区发生了“8·14”特大滑坡泥石流，有泥石流滑坡点3100多处，造成64人死亡和失踪，801户人家的房屋倒塌，2000多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3.02亿元。在对泥石流应急、救灾和恢复重建进行了近十年的跟踪调查之后，他于2012 年出版了灾害民族志《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此外，云南民族大学王明东也对丽江地震进行过深入的人类学调查，完成了云南省社科规划办的地震研究项目。当然，更大范围的灾害田野调查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在此方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重要贡献。灾害发生之后，四川大学徐新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厦门大学彭兆荣等在四川成立了“文学人类学救灾工作组”，深入灾区进行田野调查和援助行动，出版了《灾难与人文关怀》一书，该书从媒体反馈的角度对灾害进行先期研究，对后来的灾难人类学研究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后，灾害田野调查全面开展，并向不同的灾害类型延伸，包括干旱、火灾、泥石流、气候变化等。
第二是很多国外灾害人类学论著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需要从西方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中得到经验，需要将国际灾害人类学论著翻译和介绍到中国人类学界。在此方面，重庆大学彭文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的组织之下，很多国际灾害人类学的名著名文被翻译成中文，这些重要文献包括美国著名灾害人类学家奥立佛-斯密斯、霍夫曼等人的文章，如《风暴中的声音》、《彰显的关怀》、《人类学者为什么要研究灾难》、《灾难的理论研究: 自然、权力和文化》、《安第斯的久旱、并发性自然灾害及人类的反馈模式》、《图尔卡纳游牧民对干旱的冲击与回应》等，这些文章对中国灾害人类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是以灾害人类学为主题的会议和交流越来越多。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人类学界立即关注到与灾害有关的理论和实践，召开了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西南民族大学对此有重要贡献，他们于2008年8月9-11日和 2012年11月9-11日在成都举办了两届灾难人类学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也开展了与灾害有关的讨论，强调了人类学对于灾害的人文关怀。四川大学徐新建等组建的“文学人类学救灾工作组”对于灾害研究展开了多次讨论。2013年6月重庆大学举办的西南人类学论坛设立了“灾害专题”，更为重要的是，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将于2013年8月21-23日在昆明举办“首届中国灾害人类学及防灾减灾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是中国灾害人类学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灾害人类学正在逐步走向纵深，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四是以灾害人类学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越来越多，人才培养方面也逐步取得成就。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领域最值得庆幸的是有很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在研究灾害，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等已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撰写了相关硕士和博士论文，他们是今后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主力军。西南民族大学叶宏在其博士论文《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人类学语境中的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实践》中详细地讨论了自然灾害与彝族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其他学校以灾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生也在培养的过程中，他们都是灾害人类学的新生力量。
第五是灾害研究专著和论文越来越多，质量不断提高。随着灾害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深入，不断有专著和论文发表出来，灾害民族志和论文集包括了《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哀牢山8·14 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为例》(李永祥著)、《灾难与人文关怀——“汶川地震”的文学人类学纪实》( 徐新建主编) 、《特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应对机制——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反思与启示》( 郝时远主编) 等，数百篇灾害人类学论文发表在各种著名的期刊上，包括《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民族学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贵州民族研究》等，内容涉及理论、个案、田野、应用研究等。
第六是多学科的团队和合作越来越多。灾害人类学的合作研究者包括来自历史、宗教、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包括来自气象、水文、地震等自然科学的学者，还包括来自减灾委、民政、水利、媒体等单位的一线实践者和 NGO 组织。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合作将会越来越多，美国在灾害人类学研究方面仍然处于优势，而日本在防灾减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是灾害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多学科、跨区域、跨文化的研究方式将是灾害人类学的主要特点。
通过上述总结，我们认为，灾害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果丰硕，理论构建走向纵深，框架基本形成，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与国内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相比，灾害人类学与灾害社会学、灾害经济学、灾害历史学、灾害保障学等的差距还很大，还需要更加努力，使之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人类学对于灾害类型的研究
(一) 地震灾害研究
在中国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中，成果最多的是地震灾害研究，这是因为汶川大地震造成的损失和创伤震惊中外，对于灾区人民进行人类学的人文关怀是学者们的责任。在对地震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中，除了有几篇涉及到云南丽江地震之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与汶川大地震有关。对于地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应急期间的人类学关怀;第二是灾区文化保护和变迁研究第三是灾区产业恢复和重建研究;第四是地震灾害史研究。灾害应急的人类学关怀包括媒体和人学人类学的研究者们，他们的研究对于地震灾害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地震灾害中的文化变迁和保护是人类学家最为关心的话题，成果也最多，涉及面也最广;灾区的产业恢复和重建对于那些异地搬迁者来说尤为重要，并且与文化变迁有关; 而对于地震灾害的历史回顾和思考引起了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成果颇丰。
(二) 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研究
对于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先后有《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等专著论文问世，泥石流灾害是中国最为严重的灾害之一，隐患点超过100万个。云南山区面积占94%，有特大滑坡点2018处，特大泥石流灾害点2496，有3000多个自然村直接受到威胁。哀牢山区的泥石流灾害隐患点和灾害在全国受到关注。当地各族人民对泥石流灾害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和重建，调查发现，彝族、傣族、拉祜族等民族都能够对泥石流灾害进行有效回应。特别是各民族的传统知识对于泥石流有着很好的预防作用，通过认真的分析、总结和研究不同民族传统知识，能够为泥石流的防灾减灾做出贡献。
(三) 干旱灾害研究
干旱灾害是灾害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干旱灾害主要发生于非洲地区，但中东地区、印度、中国、澳大利亚等也是干旱灾害的重灾地。中国西北和西南是干旱灾害经常发生的地区，中国西南4年连旱使该地区的人民蒙受重大损失，人类学家当然要对干旱灾害进行深入研究。西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少数民族对于干旱灾害的解释和应对方式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傈僳族对于干旱灾害回应方式包括寻找自然水源点，保护原有蓄水;人背马驮保饮水;学校和家中节约用水;建立抗旱先锋队和“三包”责任制，帮助弱势群体;提前春耕备耕，调整种植结构;外出打工;针对脆弱环境，争取生态移民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少聪认为云南干旱缺水主要是自然因素导致，而人类行为加剧了干旱缺水的程度，云南境内的水资源分布不均和水质被污染，加剧了云南可利用水源的减少和供需的矛盾;而一些干旱严重地区的采矿业使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险恶，用水洗选矿的方式筛选精矿，造成大量水资源的浪费。此外，方素梅等人也对我国西南大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对云南干旱灾害的人文思考中，云南大学林超民的研究对云南干旱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省，他认为干旱状况与不科学的发展方式有关。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当今干旱灾害与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消失、非科学发展等有密切的联系。
(四) 雨雪冰冻灾害研究
雨雪冰冻灾害是我国最为主要的灾害之一。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了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该灾害被认为源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震，我国有20个省区市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特大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应对机制——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的反思与启示》一书，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学者们还对贵州、广西等地的雨雪冰冻灾害及其应对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认为在重视技术减灾的同时，还要导入文化减灾机制，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今后减灾的一种新模式。此外，学者们对其他地区的雨雪冰冻灾害也进行了研究，如扎洛对于青藏高原东部牧人地区进行了雪灾防范的制度与技术考察，认为雪灾防范的制度和技术受到自然环境变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由于气候变暖、草场退化、人口大幅增长等因素影响，牧民的雪灾风险呈上升趋势，提高和完善防范雪灾的能力仍然是当地政府和牧民面临的重大挑战。扎洛还认为，完善当前雪灾救助机制，必须区分牧业灾害与农业灾害在生产资料损失方面的差异性，以及灾民与长期贫困人口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性。很明显，雨雪冰冻灾害在中国人类学界受到极大关注，它们与干旱灾害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人类学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包括付广华对于广西壮族传统知识对于气候灾害的应对方式研究，尹仑对于滇西藏族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传统知识应对研究等，这些成果反映出人类学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和关注，更为广泛的理解介绍还包括对于气候变化理论的研究述评。
(五)石漠化、流行病、生物灾害和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
除了地震、泥石流滑坡、干旱、雨雪冰冻灾害之外，人类学家还对其他灾害进行了研究，如石漠化、流行病、生物灾害、食品安全等。石漠化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严重生态脆弱性问题，贵州、云南、广西、湖南等省区是重灾地区，因此石漠化问题成为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杨庭硕以苗族麻山支系为例，探讨了苗族传统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认为苗族生计中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可能成为根治石漠化灾变的可行方法。石峰认为苗族充分利用本民族的生态地方性知识实现“文化制衡”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了当地的社会保障机制。游涛认为苗族传统植树技能对治理石漠化也具有作用。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罗康隆、彭书佳通过对广西瑶族的研究，认为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在治理石漠化灾变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瑶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一套适应于当地生存环境的传统生态智慧石漠化灾变，化解了生存环境中的结构性缺陷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对艾滋病等流行病灾害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有的分析防治方法中的社会行为，有的从民族和性别角度进行分析，有的则研究流行病史。这些研究对更为广泛的灾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人类学家也关注到生物灾害方面的研究，如梁景之通过对青海牧区频发的鼠虫灾害研究，探讨了牧区鼠虫灾害的防治方法，认为解决鼠虫等生物灾害历史难题的关键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科技创新，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举措，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此外，学者们对于食品安全方面也有了一些成果，如邵京对于食品中的科学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证明，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类型的研究越来越拓展，关注对象更加广泛，更加与现实相结合，这是学科的需要，也是学者的责任。
三、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的领域与视角
(一) 灾害的概念化
灾害人类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灾害理论化。作为人类学的学科分支，我们需要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叫灾害? 灾害是怎样产生的? 灾害、灾难、致灾因子、风险、危机、脆弱性等核心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人类学的灾害研究重点和取向是什么? 有哪些研究范式和理论解释框架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学家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其中，什么是灾害是灾害人类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如同灾害研究中其他基本问题一样，灾害定义问题引起了各种争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庄孔韶、张庆宁根据布莱克的定义，探讨了灾难与危险、脆弱性及其风险之间的关系。李永祥认为灾害的定义与人类群体和环境的脆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灾害不仅由环境和人类群体导致，而且还会导致新的脆弱性。事实上，灾害定义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也是争论不休，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的看法。灾害、灾难、灾疫、灾变、风险、危机等是灾害概念和理论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是灾害人类学理论构建中的重点研究对象。
(二) 灾害与文化变迁和保护
人类学家认为灾害是导致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灾害所造成的文化变化，包括建筑物损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死亡、异地搬迁带来的生产和生计方面的变化。例如，汶川大地震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的学者集中研究地震对于羌族人口的影响，有的则研究地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造成的损失;更多学者对恢复重建中的羌族文化变迁和保护进行研究，例如蒋彬、张原针对灾后重建过程中文化保护与发展中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将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灾后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结合起来的保护建议。周毓华认为文化重建内容包括了数据库建设，恢复文化原貌，鼓励羌族人民参与文化重建等。黄文、杨艺提出文化空间、大禹文化、羌语文化、释比传承人、羌族民间演艺、旅游产品创意等六大项目。喇明英提出建立羌族文化保护区的观点，石硕则强调灾区村寨的恢复重建是保护羌文化的关键，受灾村寨应以羌族村民为主体进行，以“自建”为主，杜绝外界各种“规划”及由政府包办的主导性干预。对于羌族文化保护产生担心的学者非常多，如王明珂就认为不同地区的羌族都有各自特色，无论是房屋重建，或是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重建，都须考虑羌族内部之多元性。吴建国、张世均也认为地震后受灾羌族群众大规模迁徙他处也会导致羌族文化载体的消失，很多重要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后继无人，羌族文化面临灭绝威胁。在生产重建方面，人们强调灾区的可持续发展，异地搬迁生产和生计方式的转变。对地震史的研究也在学者的关注之列，包括川西地震等。这些都是汶川大地震中对于文化变迁和保护的研究成果。而在泥石流灾害的研究中，人们还关注到了泥石流给当地人民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灾民的下一代人也产生深远影响。
(三) 灾害与媒体
灾害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媒体的关注，是媒体将灾害过程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此方面，媒体工作者进行了很多思考和总结，如南香红《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白薇、丁楠《灾难新闻的采访与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 等就是例子。毫无疑问，灾害与媒体的关系受到了人类学者的关注，蒋彬等人认为媒体报道为羌族文化重建聚合了宝贵资源，也为羌族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商品化创造了机遇。李春霞认为汶川大地震通过媒体传遍全球，超长时间的直播不仅创造了我国传媒播报史的记录，还可以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媒介事件。肖坤冰则认为媒体参与抗震救灾能使当地羌族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在媒介参与的语境下逐步建构出一种新的羌族族群性。事实上，媒体参与到了所有的救灾活动中，对于防灾减灾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媒体与灾害的关系进行研究是灾害人类学的视角之一。
(四) 灾害与性别及弱势群体
灾害中的妇女、儿童、残疾人等是灾害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在国际上也受到重视，如亨瑞西(Henrici) 等人对于海地和斯里兰卡的研究说明灾害过程中妇女等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灾害研究中的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也是重点关注对象，虽然论文不多，但是通过对藏族、傈僳族等地区的研究也说明了人类学家对该问题的重视。妇女不仅是灾害的主要承受者，也是积极的应对者，如尹仑认为藏族妇女不仅能够对气候变化及其灾害做出有效的应对，还能在外界各种援助力量的支持下，基于女性自身文化和传统知识建立气候灾害防范、互助和治理机制等应对措施。而傈僳族妇女是干旱灾害的主要受害者，同时也是应对干旱灾害的中坚力量。在救灾过程中，较多帮助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是保证灾区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这在哀牢山泥石流灾害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五) 灾害与旅游
灾害将对当地的旅游产业产生严重的影响，这从汶川大地震和近期的雅安芦山地震中可以看出。毫无疑问，灾害与旅游的关系受到了人类学者的关注，彭兆荣及其团队在此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彭兆荣等人在汶川地震发生初期就开始关注灾区旅游，认为地震给灾区旅游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旅游环节受到严重冲击。在灾难发生后，人类学家除了对旅游受到的损失进行评估之外，还对灾后旅游产业的恢复进行了思考，提出了种种建议。如喇明英认为要统一规划，建设“羌族文化旅游区”，合理利用“地震资源”，促进民族文化旅游的快速恢复和持续发展。张金玲和汪洪亮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包括加大宣传，重塑旅游形象; 展示特色文化，创制羌族品牌;开发地震遗址，拓展旅游项目。这些研究说明，灾后恢复过程与旅游产业的重振计划是同时进行的，文化重建与旅游重建是相互联系的，文化重建是振兴旅游的基础，而旅游的振兴对文化重建又具有推动作用。
(六) 灾害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灾害和进行人文关怀是灾害人类学的重要视角之一，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初期到灾后恢复重建，文学人类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不仅关注灾害过程中的纪实性问题，还探讨了华夏神话中的灾难与救世主题，灾难诗的特点、内涵及人类学价值，以及灾害文学和叙述的书写方式。还有人从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和角度对民间故事特别是羌族的民间故事与文化生成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认为灾害能够消解社会矛盾和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分化。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灾难明显地成为反抗压榨、剥削的新的武器的生产者。巴战龙从灾害人类学视角出发解读了裕固族的《莫拉》神话，认为真正的历史目的或文化意义在于向人们昭示，在灾害治理中要明确斗争对象，重视社会资本和铭记代价意识。由此可知，灾害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不仅包括灾害的纪实性关怀和叙事方式，还包括灾害神话、民间故事和灾难诗的人类学解读。
（七）灾害（荒）史研究
灾害、灾荒史的研究受到了人类学家的重视。历史和考古学是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取向，因此，研究灾害的历史是灾害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从目前的成果来看，灾害、灾荒史的专著和文章非常多，但有的灾荒史专著是历史学家的成果，如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 、杨煜达的《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前期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周琼的《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等。然而，人类学界也有研究灾害、灾荒史的人。例如，王田以1933年川西叠溪地震的灾难叙述为个案，探讨了特定时代中各色人群对这场灾难的叙事方式。他认为阐释灾难叙述文本可获知书写者对灾难本身的情绪、企图与立场，理解文本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与历史语境。
(八) 灾害与民族关系
灾害过程中的民族关系受到很多人类学家的重视，并且成果颇丰，其中盖姆布德(Gamburd) 和木克格尔吾瑞(McGilvray) 等人对于斯里兰卡海啸之后由灾害带来的民族关系和问题研究可谓经典之作。在中国，人类学者看到很多灾民需要异地搬迁，出现的情况是不同的民族搬迁到一个村子中，而相同的民族却搬迁到了不同的地方，民族关系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汶川地震中，一部分羌族村民搬迁到了邛崃市的南宝山，周围都是汉族，不仅生存环境和生计都发生了变化，民族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异地展示本民族文化，同时，灾害过程中人们的民族意识也会因为政治、经济、媒体采访等因素得到加强，民族认同感得到加深。这些都是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国灾害人类学理论化的研究视角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但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更多的分析，只能选择重要的方面进行总结。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更加鲜活的文章发表出来，研究视角也会更多。
四、中国灾害人类学的理论取向与方法论
灾害人类学在理论取向上还是以西方灾害人类学思想为主导，如强调脆弱性、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功能和变迁、传统知识等。由于西方理论文献的翻译和国内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的述评、梳理和讨论，西方灾害人类学的很多理论思想和解释框架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目前的几种理论取向应该提出来讨论。
脆弱性理论在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讨论，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将脆弱性定义为一个社区、系统或资产的特点和处境使其易于受到某种致灾因子的损害。脆弱性包括建筑的粗劣设计和建造，对资产的不当保护，缺乏公众信息和意识，官方对风险和备灾措施认识有限，以及无视明智的环境管理。在人类学领域中，布莱克(Blaikie) 等人认为脆弱性除了与环境等有关之外，还与阶级、经济地位、性别、族群性、年龄和残疾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脆弱性理论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结合当地环境来进行，如杨庭硕对于苗族地区脆弱生态与石漠化的研究，张原、汤芸对于藏彝地区生态脆弱特点和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研究，说明国内学者对于脆弱性理论的应用。
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取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发展中注重环境利用和政策。最为典型的研究是林超民对于西南干旱的研究，他对于云南大旱的思考表现为反思了云南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做法，他认为开矿、伐木、种植烟叶、种植橡胶、种植蓝桉、发展茶叶、发展水电、发展房地产等都对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加重了干旱灾害的发生。其他学者如杨庭硕对于石漠化的研究，李永祥对于哀牢山区环境变迁的研究都具有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取向。
文化回应、变迁和保护的理论取向在灾害人类学的领域中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成就颇丰，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再进行讨论。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传统知识( 或者地方性知识) 在灾害应对和防灾减灾中的作用在人类学界受到关注。传统知识“是世界范围内与自然资源的传承和生态整体保护有关的具有很高价值的信息资源。传统生态知识系统提供了人类——环境关系的洞察力，而这些洞察力是自然科学没有或者无法提供的。”
因此，传统知识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人类学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多研究，包括苗族地区石漠化的传统知识应对，彝族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传统知识避险方法，以及脆弱性地区的抗风险适应等等，都可以看到传统知识在防灾减灾和灾害应对中的重要作用。
在灾害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上，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在此方面有贡献的是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人类学家也进行了总结，如奥立佛-斯密斯(Oliver-Smith)认为资料可以依据问卷、调查表和事故应急概述的共识部分来收集，不过人们和社区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的真实过程最好是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扎曼(Zaman)也对民族志的撰写进行了反思，通过对孟加拉国洪水灾害的深入研究他撰写的《灾害民族志: 孟加拉国洪灾和腐蚀意义》对后人撰写灾害民族志提供了范例。托瑞(Torry) 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方法论的问题，并强调灾害的比较研究和跨文化交流。在中国，学者们对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张原汤芸强调人类学灾害研究应将灾难视为一种被文化体系所结构化了的、融入人类社会经验与历史进程中的生活要素，将灾难置于生活整体之中来考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与历史实践进行反思，才能开拓出新的经验图景。纳日碧力戈认为灾难人类学为整个人类学提供了多视角、整体论的平台，它既涉及理论，也长于应用;既有益于跨族、跨国、跨文化对话，也有益于增进人类的道德自觉。灾害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认同性、国家与社会互动、政府角色问题、公民参与问题等，都将成为今后灾害人类学思考的问题和研究视角。
五、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趋向与前景展望
灾害人类学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迅速兴起，经过五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学术成果不断问世。应该说，中国灾害人类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是蓬勃发展的时期。从目前的成果来看，我们的研究出现了较好的学术前景，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讨论，如不同的灾害定义，不同的灾害与灾难的词汇使用方法，不同的方法论观点等，这都证明中国灾害人类学是在争论中发展，在调查中不断发现真理，在实践中体现灾害的人文关怀，最终实现理论与防灾减灾的结合。
随着灾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国灾害人类学在理论、方法、田野调查及民族志方面都会有较大的发展。我们认为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将会呈现如下特点:第一，灾害人类学将向着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多学科的合作不仅包括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合作，还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更为重要的是还包括防灾减灾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合作;第二，方法论方面强调多种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比较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等在未来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中将得到强调; 第三，灾害人类学将翻译更多的国外论文和专著，一些国外学者因参加国际会议等原因将直接在中国发表其研究成果;第四，将举办更多的灾害人类学国内和国际会议，促成国内外学者更多的合作交流机会;第五，培养更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为灾害人类学的发展储备更多研究人才;第六，将建立灾害人类学资料库、网站、QQ 群等，所有的灾害研究者和实践者都能实现资料共享，为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和防灾减灾服务。
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从早期的媒体关注(包括文学人类学的关怀)，到人类学家的社区田野调查，再到历史化的趋势和理论构建;从应急和关怀走向历史回顾;从史学和哲学视角探讨到重视社区性、长时段性以及跨文化比较方法等等，都将成为未来灾害研究的关键问题和发展趋势。诚然，灾害人类学需要反思的地方还很多，但从目前的状况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灾害人类学在中国必将取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