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杨思灵,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南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问题研究。

　　文章来源：《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3期

　　【内容提要】“珍珠链”战略本为美国人发明，旨在炒作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所谓的军事存在与活动，印度以此虚假意象为参照，不仅炒作中国通过“珍珠链”包围印度，而且为了所谓的反制，也在虚假意象的基础上，推进印版“珍珠链”，其中尤以推进与缅甸、越南、日本等国家的安全互动最为引人瞩目。“执假为真”不仅代表行为体之间因不了解而产生错误知觉，更反映了现实主义理论为何会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讳莫如深，因为执行“执假为真”战略的出发点通常是所谓的“国家利益”，而非道德上的是非标准。于此而言，国际政治博弈近乎于诡道，也是现实主义幽灵仍盘踞于当代国际政治互动中的根源。以印度东进战略中的所谓“珍珠链”而言，本身就是“执假为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构中国的安全威胁，夸大地区国家对中国的安全防范，不能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实力，一厢情愿地揣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策略等均构成了印度实施“执假为真”的东进战略的前提，也决定了其东进的限度与局限性。

　　【关  键  词】印度   珍珠链   东进战略   大国政治博弈

　　“执假为真”本为宗教用语或为小说家言，但其内涵却可以深刻地反映国际政治丑陋的一面，固执于所谓的“国家利益”、“大国政治博弈”，不惜人为制造对其他行为体的虚假意象，并以此作为前提推进地区安全战略，处置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执”，拿、持之意，“假”，非真也。如果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对别的国家行为体构陷虚假意象是不道德的、是应当被人类社会文明所唾弃的。然而，与这样的现象相反，“执假为真”现象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中。比如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理由与前提为美国所虚构的制造生化武器意象，成为美国施行地区战略的重要借口。作为中国重要邻国的印度，其地区战略，尤其是在针对中国方面的战略，“执假为真”的特征较为明显。比如中国“一带一路”外交“债务陷阱论”就由印度所发明，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与一些国家的互动，尤其推进部分国家以债务为借口借机向中国反复要价，极大损害了中国对外合作形象与合作收益。在印度东进战略中，印版“珍珠链”正是基于虚构中国威胁意象基础上的筹谋与计划。客观来看，“执假为真”的印度东进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中国与地区国家合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为印度的东进战略带来不确定性。

　　一、国际政治中的“执假为真”及其本质

　　俄乌战争的爆发再次彰显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国家仍然是“丛林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经济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催生了自由制度主义，为批判只重视国家角色的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机会与土壤，也为制度主义者希冀通过制度约束国家权力提供构想的细节，但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行动一再证明国家仍然处于核心地位，尤其是在战争行为之中无可替代。很不幸，约翰•米尔斯海默一再言中“大国政治”的悲剧，尽管其声称的“中国威胁”是不真实的。当前，国际社会仍然具有无政府属性，联合国很难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不管是在战争状态下还是在经济互动中，争夺大国权力也依然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命题。现实主义观点很难照顾到道德的位置，这并不是说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不重视道德，而是因为以安全和生存为国家利益的要求决定了决策者通常不能“妇人之仁”，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无从关心道德重要与否。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国家要生存，都绝不会听任其他任何国家积累足够占据支配地位的权力。这样的认识决定了“执假为真”在国际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且通常国家以及决策者不会为了道德问题而产生焦虑，因为其往往认为之所以执行“执假为真”的战略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国际政治中“执假为真”的一个来源是“客观局限”。通常这个条件下产生的“执假为真”并不涉及道德包袱。所谓客观局限，就是客观上存在一些条件，导致行为体对他者的认识出现偏差，将虚假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讲，地理交通的闭塞是造成客观局限的重要条件之一。其逻辑在今天同样有效，尤其是认为行为体之间造成冲突的原因在于相互之间了解不够，因此加强全方位的交流或可以极大地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友好互动，但这样的逻辑遭到了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挑战，现实主义信奉的是“人心隔肚皮”。因此，没有人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个由人组成的国家或者行为体真正的想法，很多时候，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行为体也不会告诉他者其真正的想法，这几乎是难以突破的客观局限。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想尽办法取悦美国以及西方，希望能够彻底融入西方社会，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行为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却并不相信俄罗斯的“投诚”之意，仍然将俄罗斯视同长着一副西方人面孔但却怀有异心的行为体，北约东扩的步伐从未停止，直至今天俄罗斯以此为理由，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正如有人指出，即使是民主国家间严重的危机也会导致战争威胁、民众强硬对外政策倾向的爆发、最后通牒及大棒外交，而不是相互迁就。换言之，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广泛与否并不必然与关系友好与否形成正比例关系，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比如日本侵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中国当局的治理状况有着比较充分的认知。

　　自身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造成“客观局限”出现的重要原因。“盲人摸象”的寓意众所周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人类经常在犯的错误。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经验、知识对事物进行判断、辩驳与据“理”力争，当往往认为真理在自己手中之时，却掉入“盲人摸象”的陷阱之中。印度“阿三”之呼在中国很有市场，也代表了国人对印度人乃至印度这个国家的印象。这里的局限性就在于，以刻板不变的认知去认识印度，显然不会获得一个颇为客观的形象。反观印度，同样在对他者的认知不足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比如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正是源于其对中国的刻板认知，即身处困难之境的中国不可能会对印度的挑衅做出实质性的反应。事实证明印度看准了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但对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却认知不足。在这一方面，认知相符理论已经较为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如果一个人坚持原有的观点，那么，他就很难将接受到的信息归于新的理论或新的认识框架之中。

　　国际政治“执假为真”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主观故意”。与客观局限不同，“主观故意”涉及到了道德的问题，其驱动的逻辑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游戏。如果说客观局限重在因认知条件、能力不足而导致对他者的认知出现偏差，那么主观故意就是明知事实并非如此，还要蓄意编造谎言，遂行自己的目的。比如部分国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借口，塑造中国“债务陷阱”制造者形象。其中，尤以印度在虚构中国这个意象方面显得非常卖力，实质是出于维护其地区霸权地位所做出的行为反应。事实的真相在于中国基于较为成功的经济外交的历史经验，提升和扩大这种合作，并以历史基因作为传承，宣扬友好合作的意思。但明显其他国家行为体出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比如地区权力的争夺，从而主观上故意地塑造中国的这一意象。虽说美国、印度等行为体对中国的地区、外交策略各种曲解，但中国经济合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再如美西方国家积极塑造中国威胁周边安全的意象，所谓的“珍珠链”战略正是这样的产物。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使用军事威胁或武力主动侵略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割占一寸土地，边界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谈判手段，甚至香港回归都是按照此前的“不平等条约”办事，期满回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在保持克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不过，部分行为体却罔顾这些事实，主观故意地制造中国安全威胁的意象。比如，美国之所以要对华实施“执假为真”的战略，其真正的意图正是害怕中国后来者居上，削弱其霸权，削弱其“世界警察”的权力。

　　“客观局限”与“主观故意”构成了国际政治中“执假为真”的两大逻辑。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但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有时候会有很难区分客观局限与主观故意的情况。比如客观局限的逻辑认为交流不足导致了误会的产生，那么如果交流多了似乎应该可以解决客观局限的问题。事实不然，比如中美、中日之间的交往、交流与合作史无前例地深入，但冲突呈现扩大的趋势而非缩小。在这里，主观故意更合政治家的心意。整体上来看，理论上存在三种“执假为真”的来源，即客观局限、主观故意或兼而有之。客观而论，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杰出代表是罗伯特•杰维斯，其不仅深入研究分析了错误知觉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错误知觉的方案，比如让别人清楚地了解自己意图。但这样的方案遭到现实主义的挑战，因为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一个国家行为体不可能知道另一个国家行为体的真实意图。罗伯特•杰维斯在另外一本作品中更为系统地论述了行为体要在国际政治中奉行“主观故意”的逻辑。可以说，不管是从心理因素去研究，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解读，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为“执假为真”的现实主义逻辑大行其道提供了条件。

　　二、印版珍珠链：印度东进战略的“执假为真”

　　“珍珠链”战略本身就是由美国人所虚构的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其中要点之一就是鼓吹中国在各个岛国进行具有军事目的的活动。印度显然全盘接受这样的看法，内心认定中国正在通过这样的战略“包围”印度。以这个虚假事实为前提，印度在其东进战略中，积极筹谋印度版的“珍珠链”战略。在这点上，印度人显然是善于学习的，前有印度版门罗主义，后有印度版“珍珠链”战略。印度版的“珍珠链”战略线，从西到东对象国包括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越南、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印度不仅与这些国家普遍建立起了全球或地区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日益加强在防务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与互动，同时向这些国家渗透印度提出的一些战略理念。缅甸是印度筹谋针对中国“珍珠链”战略的起点。对于缅甸，印度将之视为与中国必争之地。按照印度学者的说法，鉴于缅甸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既是北京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又是新德里通往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大陆桥，印度政府非常清楚中国推进途径缅甸交通走廊的逻辑，印度不可能不参与到竞争中，与中国争夺在缅甸的影响力。这显然也是印度总理要在缅甸提出并宣扬“东向行动”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执政以来的印度在发展与缅甸的军事安全合作中取得了较大进展，不仅建立起了双边军事联合演习机制，而且印度主动邀请缅甸参与“马拉巴尔”多边军事演习，加大海洋安全合作力度。作为印度版“珍珠链”战略的起点，印度正在缅甸方向纳入越来越多的军事与安全因素。印度试图将缅甸纳入其构筑的“珍珠链”战略的意图清晰可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度希望缅甸独立、积极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与印度的“东向行动”和“邻国优先”政策之间形成协同效应。

　　越南是印版“珍珠链”战略中的桥头堡。回顾历史，从冷战时期开始，越南与印度就是安全合作领域的伙伴，因此越南此前就被印度视为与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在军事关系上，由于两国都曾经是前苏联的盟友，印度在帮助越南修理装备、培训使用武器等方面曾经发挥过作用。经过苏联解体后的迷茫期，印越又以“中国威胁”为基础，重新加强双边合作尤其是军事安全合作。从以前的参与石油勘探的试探到现在的安全机制搭建，印度将越南视为在安全战略线上与中国针锋相对的阵地与前沿。2020年底，印度与越南发表了“和平、繁荣与人民的共同愿景”，其指向中国的意图异常明显。两国不仅表示，将为双方各领域合作增添新的内容和动力，相互支持对方国家发展，努力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安全、自由、开放、包容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而且另一个声明说得更为露骨，即两国领导人认识到两国合作在本地区和其他地区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一致认为加强印度和越南之间的防务和安全伙伴关系将是印太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今越南已经被印度视为其介入南海的桥头堡。在南海问题上，印度的介入是与美国、日本等同步的，只是相比其余国家，印度要显得稍微含蓄一些。从2012年起，印度在南海问题上一开始强调维护自由航行，后来将南海与其国家利益进行捆绑，为其深度介入南海地区并大力发展与越南等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关系提供充实的依据。也许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印度推行强有力的海上外交的同时，其对南海不断扩大的参与正在成为印度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印度通过其定期接触和发展伙伴关系吸引了南海沿岸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为这些国家创造了战略机遇。印度在表达其对南海航行自由以及和平解决北京与其海洋邻国之间领土争端的兴趣方面已变得更加积极。当然，按照印度学者的研究，印度之所以认为南海地区事关印度利益，根本原因在于南海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更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与此同时，还在于印度为了维护其在印度洋上的主导权，在南海采取积极进攻策略。正如有人指出，印度正试图在其对南海争端的政策上表现出某种侵略性，因为它担心中国在印度洋扩大海军存在。

　　日本显然是印度“珍珠链”战略中最为重要的国家。双方的地缘政治目标相同，都有争当世界多极格局中一极的雄心，同时在防止中国成为印太地区的支配力量方面双方的想法一致。正如有人所言，印日站在一起，能够更容易地实现平衡中国野心的有效性。苏杰生表示，印日两国更多地从战略角度来看待彼此。于日本而言，印度是仅次于其长期盟友美国的最亲密的安全伙伴，在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双方的国防与安全合作迅速发展。印日双方一东一西共同遏制中国既是双方的默契，也是双方的共同行动。在21世纪初，印度代替中国成为接受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其实，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拉印制华已经成为趋势。再后，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主权之争导致两国关系急剧下滑，印日关系却一路走高，而其中印度的主动性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印度主动邀请日本参与“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使该机制从双边演变为多边。回过头来看，这也是印度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信号。当然，针对中国，印日所谋者大，除了共同谋求塑造遏制中国的“珍珠链”之外，还以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对象，联合推出了“亚非增长走廊”。不过推出概念容易，要实施却需要极大的物力与财力投入，这显然不是印度所能够承担的。因此，该走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这并不妨碍双方日益走近，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所强调，“今天，印度和日本之间的伙伴关系被视为该地区最天然和最密切的伙伴关系之一。”按照日本的说法，印度对日本有着高度的亲近感。印日双方并不避讳，直接指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双方日益走近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日本是印度对华“珍珠链”战略中异常重要的国家，这种重要体现在日本是印度举行年度峰会以及“2+2”外长和防长对话的唯一合作伙伴。印日之间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切切实实地来自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与莫迪所宣扬的“安倍晋三总是对其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爱”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在此前我们熟知的语境中，只有中印合作才能够迎来亚洲世界。但印度领导人将此语境用于日本：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但其形式和要素存在问题。谁会受益，需要做什么，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没有印度和日本的合作，21世纪就不可能是亚洲的世纪。在这样的言论中，印度已经划定了阵营。只是其内在的含义直到2019年之后才逐渐显现。日本之于印度另一层作用还在于，主动积极地在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之下在包括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进行投资，印度的政治算计清晰可见。

　　此外，印度东进战略之下的“珍珠链”战略还延伸到了韩国和朝鲜。正如印度外交部长所言，印度知道韩国有一项新南向政策，印度将之视为对其“东向行动”政策的补充。在印度的认知中，这些国家也是欢迎印度发挥制衡中国崛起作用的。在印度看来，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韩国的新南向战略自然是一致的。除了推进经济合作之外，印度领导人还建言与韩国开展副部级的“2+2”对话，同时表示有意插手朝鲜半岛争端，并提供印度的支持。不过客观来看，正如有人指出，在“东向行动”政策下，印度与朝韩的接触并没有看到任何显著的改善。对于朝鲜，印度学者将双边关系的滞后与发展归咎于朝鲜的孤立主义政策及其在印度邻国核技术和导弹技术扩散中扮演的角色。对于韩国，则可能因为不愿在印度关心的几个问题上表明立场，使得新德里和首尔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希望变得渺茫。但印度政府在阐释其“东向行动”政策时，明确地将韩国作为重点对象。印度显然将中国因素看作是其发展印韩关系的重要挑战。从文化上讲，朝鲜半岛深受中国的影响，有人就认为朝鲜半岛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并因其与“中央王国”的密切联系而受益。事实上，韩国对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比较感兴趣，在安全上则紧靠美国。有人认为韩国在建立军事关系方面，印度肯定不是首尔的选择。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但将之归结于中国的影响值得商榷。韩国之所以不选择与印度发展军事关系，一方面韩国有美国这个强大的军事盟友，印度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则说明印度的军事影响力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影响范围的。印度明显将自己的能力不足归咎于中国。当然印度人自己也明白，在东北亚地区，印度并不是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当然，朝鲜与韩国不想加入任何印度所期望的反中阵营，本身也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印度有心与韩国发展军事安全合作关系，但基于自身能力与韩国的战略考量，其所希望的合作内容注定会落空，朝鲜半岛也注定将会是其“珍珠链”战略中较为薄弱的一环，尽管印度宣扬印韩之间有着类似的“家人”之间的关系。

　　毋庸置疑，印度版“珍珠链”战略具有“执假为真”的重要特征。一是印度主观上故意地歪曲中国经济外交的目的，在与部分国家行为体互动中暗示中国影响地区的和平;二是突出安全互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执假为真”的逻辑，既不能深刻认识到部分国家行为体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渴望，也过高估计了自身在安全产品投入方面的能力;三是印度筹谋印版“珍珠链”主观上故意将中国视为亚洲地区的竞争对手并希望取而代之。

　　三、“执假为真”的印度东进战略前景

　　无可否认，印度东进战略有其客观需要，但是基于甚至偏执于“执假为真”的现实主义逻辑，使其包括印版“珍珠链”在内的东进战略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客观局限中的认知能力不足是“执假为真”产生的重要前提。在这点上，我们从印度对疫情的反应上就可见一斑。在疫情尚在肆虐的世界舞台上，印度有很多想法，因为其认为疫情是一次“洗牌”机会，可以推升印度达到新高度。印度雄心很大，不仅认为自己是新兴大国，要致力于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认为全球化的内容需要改变。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全球化，它超越了迄今为止定义全球化的纯粹经济议程。印度希望有一种新的全球化形式，建立在后疫情世界的公平、平等和人道的基础上。印度认为所有危机之后都会出现增长期，印度将“成为全球供应链的神经中枢”作为后疫情时期印度大外交战略的优先事项。其设想是通过“自力更生”使印度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点是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与印度洋地区国家共同努力，在疫情大流行时代打造多元化、有弹性的供应链。印度的这种雄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其战略信心有多足，而是基于地缘政治经济态势的变化，尤其是能够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形成共同的统一战线。正如印度人自己所说的那样，印度和美国共同确认维护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坚定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促进所有在印太地区拥有合法利益的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在2020年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国部长级会议上，四国合作伙伴还强调，有必要分享最佳实践，以对抗新冠肺炎，增强全球供应链的弹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的有些判断其实也没有错。比如认为印美两国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美国两党大力支持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正是在这点上与中国形成强烈的反差，也是印度极力推进东进战略发生逻辑变化的重要助力。

　　从上述可以看出，以中国为假想敌、自身野心的膨胀形成了印度地区战略的“执假为真”的特征。从理论上看，印度东进会存在四种前景，即维持现状、倒退、增强与崩溃。具体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前景，则与印度会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执假为真”的战略紧密相关。

　　（一）维持现状前景

　　客观来看，印度东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状。但在某种相对标准上，也存在一定的现状，比如保持印度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以及现有的安全合作架构，实现经济与安全互动并重，这是曼莫汉•辛格政府时期的现状。以此为标准，东进的现状显然发生了非常突出的改变，其核心原因就是过于强调“执假为真”的战略逻辑。在经济领域，学习美国推进与中国所谓的“经济脱钩”，理由千奇百怪。在安全领域，推进与美日澳的多边同盟化。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突破了两国多年来维持边境和平与安宁的现状，一手制造了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事件，也推动中印关系走到了历史底谷。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东进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并重的现状，但在实际中，印度均突破了原有的现状。当然，印度之所以突破现状，主要在于其认为疫情时代为印度取代中国地位提供了很好机遇，再加之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促使印度也随即在东进中打破原有现状，恶化与中国关系，推进地区安全化与同盟化发展。这种趋势的出现也基于印度对当前印太形势的判断。正如有人强调，印太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特征突出，尤其在印太地区，中印之间的互动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今印度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印太地区，美国政府也将重点放在印度，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已促使西方大国抗衡日益增长的中国实力。

　　然而，印度打破东进的现状，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因为整个印太地区包含了众多的国家、国际组织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未必都认同印度打破现状的逻辑。换言之，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认同印度“执假为真”的战略逻辑。尤其是东盟非常看重经济合作内容，很不希望看到印太地区同盟化的发展，因为这显而易见会损害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也会极大地破坏地区经济合作一体化的前景。尽管部分东南亚国家将印度视为平衡中国的力量，但中国与该地区的接触带来的好处大于挑战，东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减少与中国的贸易或阻碍中国对当地经济的投资。但近年来，印度在东进上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姿态，认为印度将成为一个大国，也是新兴亚太安全架构中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之一。鉴于印度在该地区的强劲经济表现和战略足迹，以及其制衡中国的隐含潜力，东盟成员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已开始将印度视为天然的合作伙伴。这大大提高了印度作为该地区潜在“重要力量”的效力，印度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略推进在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成为地区大国。有学者认为印度“向东看”政策在安全维度上，可以有效投射印度的力量，抵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也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力量平衡被打破。当世界进入国际权力结构的这种不平衡阶段时，它迫使印度在内的各国做出政策改变，以保护其感知到的国家利益。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印度“东向行动”政策与“中国因素”密不可分，认为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导致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变化，正是中国的惊人崛起从根本上动摇了国际秩序，印度“东向行动”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此前的“向东看”政策通过经济自由化的国内政策路径与“向东看”的对外政策路径，以帮助印度扩大与充满活力的东盟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是国内动力与外部环境变化合乎逻辑的结果。从“向东看”到“东向行动”政策，是印度应对国内经济挑战和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的典型举措。有一些事实似乎支持这样的看法，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都强于它们与印度的关系，但它们与印度的安全关系都比与中国的关系更为牢固。从总体来看，这是一种错误知觉，并不代表东盟的主体意志。

　　东盟对印度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所谓的经济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与投资市场，而非企盼能够在与中国对峙和冲突中依赖印度，尽管确实有少数东盟国家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安全上，这些国家更愿意依赖美国和日本。换言之，东盟愿意接纳印度并使之在以东盟为依托的平台上支持印度，是希望印度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做出的贡献，而非只是让印度畅想与空谈。如果印度一心认为东盟希望印度能够承担美国的角色，无疑是打错了算盘，错估了东盟的想法，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尽管印度在政治、安全和人文领域做得很好，但印度与东盟在贸易、经济和互联互通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帮助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这将为印度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增长、发展和安全提供牵引力，无论是单独的，还是与整个印太地区其他成员。

　　印度东进想在安全领域打破现状的做法，更让印太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担心和焦虑，因为这些国家可能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更多地看重印度对本地区的资源投入，对印度宣扬“中国威胁论”、“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国家”这样的话语并不感兴趣或者有所保留。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印度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马尔代夫转向印度，但近年来马尔代夫积极调适战略，表达出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愿望。其他一些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虽然也接受和认可印度的“双优先”战略，但并不认同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这些国家更希望从地区平衡战略中获得发展机遇，而非与印度一起突破安全现状，甚至附和印度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和“债务陷阱论”等。

　　印度打破东进现状不能如愿以偿的原因还在于美国。不可否认，在安全方面，美国愿意加强与印度在东亚、东南亚和印太地区合作。但在经济合作领域，甚至是军事合作领域，尽管中美出现了重大的战略冲突，却远未进入死胡同。印度以此为赌注打破印度东进的现状，推进中印“经济脱钩”并非明智之举。比如最近美国透露出有意愿结束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制裁，说明中美关系仍然有较大的转圜空间，也说明印度的东进实在是让美国难以满意，不得不回过头来认真考虑与中国继续合作的问题，即结束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印度东进打破现状的做法可能使美国高兴，因为在安全上印度配合了美国，但在经济上印度遭受了损失，也成就了美国。但当中美恢复经济合作关系时，印度只能自怨自艾，埋怨美国背叛了印度，这只不过是曾经出现过的戏码而已。当然，如果这样的局面出现，印度也会自动回归维持现状的状态，比如转而主动寻求与中国改善政治经济关系，并主动维护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东进体现的对华安全战略的路径依赖最终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从而需要进行战略调适，呈现维持现状的可能与样态，即经济与安全并重。至少在样子上，为了地区国家的合作需求，印度也不得不做出重视经济合作的样子，尽管很多时候也只是说说而已。

　　（二）印度东进的倒退　

　　事实上，印度对美国也抱有一厢情愿的“执假为真”。美国当然对印度在地缘政治中遏制中国的作用寄予厚望。因为美国认为印度是中国传统上的竞争者，包括在经济、安全和文化领域，同时通过其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军事基地，印度已是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者。相比与印度次大陆的距离，该军事基地距离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更近。但是美国对印度东进的能力充满了怀疑，认为印度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10年)很难在东南亚地区承担起重要责任。不过，东南亚国家对印度提出的“向东看”的东进策略是热烈欢迎的。但欢迎的同时，东南亚国家对印度又感到失望，因为印度并未能加快步伐去实现其所声称的目标。以至于有人说，印度一直谈论得很漂亮，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实现。更有人批评印度除了在桌子边上增添了一个位置之外，根本看不到印度清晰的战略，印度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比起中国，不值一提。印度的疫苗外交曾经让部分国家充满感激，但是后来其国内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却凸显了印度要成为“世界药房”，以及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恢复的主要动力的梦想，或许又将成为漂亮说辞。

　　对于这些怀疑与批评，有其合理的部分。从战略逻辑上来讲，印度并不是不想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东进的影响力，但因为其国内的能力问题限制了其东进的步伐，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倒退的现象。印度长期的战略精力放在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上，虽然提出了“向东看”政策，但具体要如何做，其实印度自己都不太清楚。不管是“向东看”，还是“东向行动”，都只是提出要加强或者行动起来与东方国家加强互动，但缺乏如何做的细节，甚至“东向行动”还是美国人帮助提出来的概念。当然，这一现象在“印太战略”上有了比较大的改观，印度在“印太战略”上不仅修补了美日的印太观，而且提出了推进合作的具体内容。然而即使这样，印度还是做出了令东南亚国家失望的举动，即暂时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最期待的就是印度能够开放其国内市场，但印度在经济东进上选择了倒退。很大程度上，印度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其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难以调和，同时印度也是长期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也是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印度东进显然会有减弱的取向。虽然其承诺得很好，要积极推进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但却用实际行动表明印度只遵循“印度优先”的战略选择。印度自认为在协调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方面的话语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践行“全世界是一个大家庭”的理念，并主张新冠疫情挑战不是一种限制，而是经济以及国际体系再平衡的一个机遇。可见，即使在新冠疫情危机方面，印度时刻惦记的还是平衡中国，甚至取代中国。故此，印度为何对中国帮助其抗击疫情讳莫如深，连承认都不想承认，其战略投机的心理可见一斑。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与美国同行的会晤中直言不讳，“多极世界必须以多极亚洲为基础。”实质是在向美国传达印度要成为亚洲领头羊的决心。

　　尽管印度声称将全球新冠疫情危机视作机遇，但实际情况是新冠疫情危机将对印度东进的能力造成进一步的打击。其在东南亚国家“不值一提”的基础设施项目和经济合作项目不仅资金难以到位，甚至联运项目也不过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提出的一些项目，印度根本很少参与实施，但却经常被其视为是正在进行中的与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的联通项目。从印度的雄心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实际上自己想成为中心，比如供应链的神经中枢和制造业的另外一个中心等。对此，印度还提出“自力更生”的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东进中的经济因素不仅不可能得到加强，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减弱。

　　印度东进的减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排斥与中国的双边与地区合作。在这点上，东盟国家是不乐意看到的，结合中印两个巨大市场，东盟的经济收益会更大。但在印度东进的策略中，中国越来越被印度视为竞争者和冲突者，而非合作者。比如，公开推进中印“经济脱钩”。这主要是由印度一般性战略逻辑即追求世界大国地位所造成的，因为印度是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与中国关系的，如此竭力遏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就成为了其战略首选，而非与中国合作，反而可能促成中国地区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在此前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曾经就“中印+”合作达成共识，但印度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过要与中国开展这样的合作，反而是将之运用到印太地区，包括实现印日澳、印澳法和印日意等的合作中，其用心显而易见。换言之，印度强调非经济因素以及拒绝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态度将是导致印度东进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就未来的前景看，印度东进可能出现倒退还基于其国内能力问题以及如何处置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制衡能力问题，如果巴基斯坦制衡印度的能力得到加强，那么与历史类似，印度不得不运用大量资源去应付巴基斯坦，其投入东进的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都必将受到限制。此外，印度国内能力建设问题也将极大地限制甚至削弱其东进的能力，包括国内政治局势与安全问题，如果反政府武装势力日益强大，印度东北部脱离印度的呼声不断升高，各个经济利益团体对印度在经济上的东进看法差异不断扩大等持续存在，必将对印度东进造成较大的打击。东南亚国家、美国等对印度东进的失望情绪将继续存在。

　　（三）印度东进的增强

　　虽然印度东进中的“执假为真”的特征是那样地明显，但批评印度东进一事无成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毕竟在形式上，印度东进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从双边到多边，从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机制的进一步整合到广泛融入以东盟为核心的各类多边机制，印度在架构上丰富了印度东进的内容，尽管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都对印度的表现不太满意。其实相比表现不是很突出的经济因素，印度东进中展现出的安全因素却不断搅动人心。无论如何，印度东进在安全方面似乎得到加强，其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双边、三边、四边军事同盟的持续发展验证了这一点。比如有学者认为印太概念的出现是澳大利亚与印度共同战略愿景的一部分，印度洋是两国共同安全政策的基石。鉴于印度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新审视其基本外交政策假设，以及美国的“转向”，加上断断续续的“民主四边”(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的投射，为这种日益增长的双边关系增添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客观来看，印度东进类似的增强也是有限度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武器技术转移、联合军事演习、军事基地互换使用、地理情报共享等。但在军事投入方面印度不可能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大幅度投入，毕竟受经济能力的限制。

　　印度东进持续增强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其国内强大的经济能力支撑。在经济总量上，尽管印度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鉴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程度就大打折扣。印度国内的利益团体多，利益难以协调，经济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如果没有较为全面的国内改革，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会缺乏基础。较为突出的例子是最近农业改革的失败，印度政府本打算取消中间商制度，让农民直接出售商品，但此举却遭到广大农民的反对，认为印度政府将农民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印度农民的抗议下，最终已经通过的农业改革法案被印度政府取消。这说明印度在经济自由化与地区化上缺乏国内统一政治立场的支持。二是印度真心实意认可地区化与全球化的规则，并遵循规则行事。不过印度要在这一点上做出改变并不容易。出于竞争的需要，印度国内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之多之频令人咋舌。同时在国内市场的让步问题上印度不敢下定决心，因为涉及到政权的生死。印度国内农业改革遭致的失败很能说明问题，印度国内想要进行一些市场化改革面临着巨大困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印度东进中的经济因素，即印度很难在东进中深入融入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这点已经在RCEP的合作上得到体现。三是不搞排他性的地缘政治小圈子。这似乎难以想象，因为亚洲最大经济体中国被其认为是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如何对冲、遏制中国的影响力一直是印度一般性战略逻辑和特殊性战略逻辑的出发点。一方面，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虚与委蛇，说“漂亮话，做难看事”几乎是很难改变的套路。另一方面，在与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合作中，对推进经济合作的议题远远没有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以及影响力更让印度人感兴趣。印度最感兴趣的是在各种国际场合暗示中国在搞“扩张主义”、破坏国际规则、制造“债务陷阱”等，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议题是直接在各种国际场合攻击巴基斯坦支持恐怖主义、保护恐怖主义分子，为恐怖主义提供庇护等。在这点上，印度已经形成了对华安全战略的路径依赖，想要改变存在比较大的困难，当然也存在一定的战略调适空间，只是要看此类战略调适是主动性质的，还是被动性质的。就主动性而言，印度积极审视自己的地区政策，确实将经济合作放在首位，并以此进行对华战略调适，寻求发展机遇与机会。就被动性而言，并非出于精英决策者的主观意愿，而是出于客观条件的出现，比如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越来越厌倦印度在安全问题上高谈阔论，逼迫印度在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做出实质性行动。又或者是印度国内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困难，不得不向外寻求发展机遇。再就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东盟、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依然长期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伙伴，印度不得不思考对华战略，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调适。

　　从上述分析来看，印度东进要想加强，必须以广泛的合作为基础，即抛弃“执假为真”的战略逻辑，如果只重视竞争、冲突，甚至“为战争做准备”，印度东进的前景会比较暗淡，除了各方难以获益之外，还将对印度的国际形象造成极大损害，印度崛起的大国梦想要在印度东进的支撑下实现也变得不可能。毕竟大国梦并非依靠外交表演就可以实现。纳伦德拉•莫迪执政以来，在东进的外交战略方面引人注目，获得了比较好的口碑，甚至有人认为在莫迪的率领下，印度已经接近用所有的潜力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的舞台上进行博弈。但在很大程度上，印度所认为的东亚地区国家、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希望引入印度的力量，尤其是通过印度东进实现在安全上遏制中国显然是一个思想误区。诚然，参与印度东进的行为体众多，其中不乏对中国有担心的国家，但即便担心，合作也是最重要的。印度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断突出竞争与冲突的概念，实际上是耽搁了自己融入地区一体化的时机与进程，反而进一步限制了印度的经济发展能力。

　　从未来看，印度东进似乎在安全上会进一步高歌猛进。因为新冠疫情这个特殊战略逻辑的出现，决定了印度在经济层面的东进很难有起色，转而寻求更高力度的安全东进几乎就成为了偶然性中的必然性选择。安全问题最容易刺激人心，而经济合作却非朝夕之功，善于政治外交表演的政治家如何选择，几乎不用过多猜测。要让印度放弃对中国的偏见，忘记历史仇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洞朗对峙到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印度的复仇情绪均得到了极好的展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一心寻求利用东进与中国对抗，最终反而会损害其东进的能力。东亚、东南亚国家迟早会对只会说空话的印度失望至极，更有可能将合作的重点放在东亚区域一体化上。印度的东进将被进一步边缘化，而非能够得到加强。

　　（四）印度东进的崩溃

　　即使印度偏执于“执假为真”的战略逻辑，印度东进崩溃的概率也非常小。不过鉴于印度对华战略的“执假为真”特征，不能或者不愿意真正领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意图，尤其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克制的认知主要基于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忽视中国内部因素，那么印度利用东进就有以策应北部来自中国安全压力的需求。正如前面提到，印度在关于中国问题上存在较为严重的报复情绪，因此东进有可能成为触发中印冲突的间接因素。如果爆发中印战争冲突则极有可能使印度东进崩溃，正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让尼赫鲁发现其精心构筑的大国形象轰然倒塌，为其“不结盟”政策的后期崩溃奠定了基础。东进的崩溃风险还可能来自印巴新的军事冲突。如果印巴军事冲突扩大，因为在短期内不能想象印度合并巴基斯坦的情况，那么两国再次的大规模战争及其后遗症必将极大地牵制印度东进，造成东进战略的停滞。

　　当然，也并非说印度执着于“执假为真”，中国就要拒绝与印度的互动。于中国而言，不太愿意主动与印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因为中国确实面临着来自美国、日本更大的安全压力。印度对华的战略模糊空间虽然越来越小，但毕竟还存在战略模糊空间，促使中国仍然有一定的动力主动团结印度。于印度自身而言，虽然在言辞上较为高调，认为今天的印度实力今非昔比，但对于任何的战争决策肯定相当谨慎，这也是为什么洞朗对峙能够和平解决，拉达克地区的激烈争端仍然未演变为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印巴战争问题上，双方也相当谨慎，虽然常规的边境小规模冲突不断爆发，但双方都展现出了相当大的克制，未进一步扩大冲突规模而达到战争的程度。以此来说，印度东进的崩溃前景几乎看不到，除非出现非意料之外的战略性因素。

　　余论

　　作为国家行为体，要想精准预测印度的全部活动是困难的。比如印度是否会出现战争狂人，是否会错误估计中国形势与印度形势，是否会因为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多层次军事同盟而在中印边界争端中铤而走险。这些都值得中国进行认真的思考与应对。实际上，在关于印度东进到底会给中国制造什么样的具体困难的问题上，学术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一方面，印度“崛起”的叙事总是让部分人感觉不可轻视印度;另一方面，印度落后的刻板印象也催生了看不起印度的情绪，认为印度及其地区战略不足为惧。前者是一种对印度“潜力”的担忧，后者是对印度当前现状的蔑视。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尤其是从其东进战略中奉行“执假为真”的战略逻辑来看，至少可以判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给中国制造的困难就是其不仅不会为中国的战略博弈提供可以替代的选择和机会，而且会随时利用国际政治的复杂变化对中国“落井下石”。显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目前中国面临的地区形势较为复杂，美国仍然心存遏制甚至有阻击中国的野心，印度则有借势之心。对此，印度并不避讳向美国直接阐明印度将安全放在首位的想法。苏杰生意有所指地对美国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不确定的世界，压力更大，断层线更尖锐。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中将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大国，我们的情况更是如此。20年来，印美两国关系在内容、领域和意义上稳步发展。今天随之而来的双边关系舒适程度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安全事务中来。这种模式显然是为这个目的量身定做的。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尤为重要之际，印度和美国关于就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密切合作能力的加强产生了更大的共鸣。无论是在尊重领土完整、促进海洋领域意识、反恐还是确保繁荣方面，我们共同努力，都可以在地区和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真正的作用。不过印度的此种举动可能未必遂愿，因为中美共存将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只要跨过中美战略磨合期，美国逐渐接受中国的实力与地位，那么印度借势就难以成功，反而会主动与中国扩大全方面的合作。在这样的条件下，印度东进不仅不会崩溃，反而进入历史的最好发展时期，于印度而言，也未必不是幸事。在这点上，不乏有远见卓识之人，比如有人强调，随着美国在该地区的持续优势和中国的惊人崛起，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不仅有机会发展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还有机会与该地区的主要大国发展合作关系。印度—东南亚安全合作不是也不应该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这种合作将有助于在亚洲主要大国之间创造和谐，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当然，要实现这样的局面，印度首先要放弃“执假为真”的战略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