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坚持“两个结合”，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指引。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构成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标识，是我们的根与魂。我们要用客观、科学、理解、礼敬的态度，去认识、反思、继承和弘扬。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进而充分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为什么曾经遥遥领先的古代中国，在近代却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并与现代化失之交臂?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出现?为什么“科学精神”在国人观念意识中较为淡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引发我们深切地反思传统思想文化。

　　何谓“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不是科学知识，也不是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虽与科学活动密切相关，但又超越了科学活动本身。它从具体的科学活动中产生，经提炼、升华，成为人类社会实践领域中一种价值导向。“科学精神”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也因其所蕴含的价值观、方法论和伦理规范而在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科学精神”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以自然科学为范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系统。其基本含义是“自然科学的精神”，是“自然科学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化精神。”广义的“科学精神”是在狭义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精神，即具有科学内涵与属性，追求科学性的“科学的精神”或“科学性的精神”。

　　概而言之，“科学精神”伴随近代科学而诞生，在继承人类思想遗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科学精神与科学的本质紧密相连，是科学本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理性精神统摄下的实践验证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中西认识论的分野

　　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精神”的淡薄其根源在于与西方迥然不同的认识论。从学术肇起看，中华文明以社会致治为探索目的。中国哲人首先提出的问题是——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什么?然后是如何构建这种社会状态。他们认为人与物是合一的，故而人道与天道是相通的，顺应天道的人间秩序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认识的对象更多地聚集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希腊哲学却肇端于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的思维活动中。古希腊哲学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自然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是如何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这种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以客观分析为倾向的古希腊学术传统造就了近代西方科学。

　　秉持希腊传统的近代西方科学以自然科学为源头，它的出发点与基本取向是“物本”。即首先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体现的是“以物为本”的精神。它以自然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探索自然的内在规律，以改造、征服自然为目的。这里人与物这一认识的主客体是截然分开的。所以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从认识方法和过程上看。西方认识论是“以物观物”的研究方法，它将事物在自然界中所具有的共同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进而将之上升为原理性的法则或定义。其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自然;其认识过程由感性直观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抽象过程，也是以解释说明自然属性的规律为目的。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受水蒸气的启发，发明了蒸汽机。诸如此类都是鲜活的例子。与之相反，传统认识论的方法却是“以物观德”。即便是以自然事物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其认识的目的即落脚点也是被天理扭曲了的自然。“知求其理矣”是物理之知，是浅知;“物理皆尽，则吾之知识廓然贯通”之知，即知识与天理的融化才是深知。从自然观察、归纳出来的任何意义，不过是证明天理正确的注脚。

　　再从认识的过程看。西方认识论是由物而物，由已知推演出未知。而传统认识论是由心推己及物，是由已知到已知。理学家在认识事物之前就将认识的对象打上主观的烙印。在他们看来至知原本就存在于人心之中，由于内心欲念、外界干扰而不为人知。认识的过程就要由外推内，通过将客观事物拟人化，在悟中达到人与物的统一，达到本心通明。传统认识论中最接近科学方法的“格物致知”说，虽然也讲“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至之，所谓格物者也。”但认识的目的在于达到“然后自有贯通处”下的“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直觉顿悟。这完全是基于内向性的经验直觉思维，与以实验数据为基础的科学方法大相径庭。再者，在这种认识论下虽然也意识到认识积累的渐变可以产生认识的飞跃和质变，但其看重的仍是主观意识状态下的突变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样缺乏必要的逻辑推理支撑，无法数据实证，带有极大的偶发性。

　　总之，传统认识论以个人内心直觉、反省、顿悟等非逻辑的认识方式，代替对客观自然的认识，用修身养性、经验思维代替实验分析;这与西方注重逻辑思辨和实验检验、数据表达的研究方式完全不同。传统认识论局限于它的伦理属性，对伦理道德的过度强调，这既是我们文明的优长之处，也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短板。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精神”

　　从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概括，它包括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观念层面的现代化这三个层面。毫无疑问，萌芽于古希腊形成于近代的西方科学精神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观念层面上，思维方式的理性化、用科学精神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在科学精神引导下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些都是今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但是，西方认识论及其方法绝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合理的认识论，一旦将研究对象由自然的内在规律转向非自然领域，特别是人的世界，其缺陷就显而易见地暴露出来。因为它仍然试图将一切，包括人与人类社会自然化或物化，即把一切对象甚至人都还原成自然或物来研究，否则便不是“科学”的要求。这必然导致“物化”的绝对性，势必造成将人的问题等同于物的问题。

　　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进程有一般规律，更有基于一国实际的特殊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我们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也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简单类比，更不是近代西方科学精神的机械移植，而是中西文化相互借鉴、相互交融、互为补充的“科学精神”。近代西方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发生了分离，科学成了包治百病且无所不包的良方，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是，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层出不穷，单纯的“科学方法”已无法应对。这就势必要向传统人文精神回归，就必然要以伦理道德作为社会发展评判的价值标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内涵，对于解决当前人类面临难题具有超越时空的启示。

　　我们倡导的是立足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要充分理解和深化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内涵和逻辑。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经验和智慧，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结合点。我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让“科学精神”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要尊古而不复古，守正而不守旧，在“古今中外”的文化融通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赋予“科学精神”伦理文化实践的新理念和新逻辑，以此增强文化自信，恪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呼唤“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更加注重人与对象世界合理关系与秩序的重建，更加突出科学的实践规制对整个人类福祉和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终极关怀。我们要大力弘扬这样的“科学精神”，并以此促进民族精神的现代化，以此对民族精神进行新的启迪;这种启迪将是在保持民族性，并在全球化、多元化国际背景下以发展人类关怀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建构。我们应脚踏实地地践行这样的“科学精神”，以此促进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乐动体育（中国）官方网站,LEDONG SPORT哲学所  刘欣